[摘要] 羊城前日一场堪称壮举的拆除违建行动引致满城关注。4栋9至12层高，建筑面积近1.5万平方米的连片高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。这是广州城首次采用爆破方式强制拆除违建，所拆建筑的规模也创历年之纪录，单是爆破费用便达百万元。
羊城前日一场堪称壮举的拆除违建行动引致满城关注。4栋9至12层高，建筑面积近1.5万平方米的连片高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。这是广州城首次采用爆破方式强制拆除违建，所拆建筑的规模也创历年之纪录，单是爆破费用便达百万元。
有人说违建是城市建设的“毒瘤”，此言不差。违建破坏了城乡规划和经济秩序，影响市容，留下诸多隐患和社会问题，而且违建背后往往隐藏着地下利益链和贪腐问题。媒体报道称，此前查处的白云区太和镇城管执法队队长王宝林，主要牵涉的即违建案。身为基层执法队长，王宝林被查明的受贿额高达447万元，另有689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。而在白云区，便有10名官员因王宝林案落马。因此，违建“毒瘤”贻害的不仅是城乡市容，也严重侵蚀到社会肌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因利益所诱，近年的违建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，而渐趋大型化规模化，在城郊和乡镇，一些“超高超大”的违建堂而皇之崛起。当事者的小算盘是，把违建规模搞大，投资巨社会影响面广，政府查处的难度也大，而做成一单，便发了。事实上，从以往惯例看，有关部门在查处这些超体量违建时，也确乎有所忌惮：牵涉那么多投资人、租户、买房者，出事怎么办？某些政府官员褊狭的维稳心态加之逐利者的投机钻营，令到一些地方的违建愈来愈走向“规模化开发”，如一些以村社集体名义开发的“小产权商品房”等，政府在查处时便不得不妥协退让。当然，大型违建若没有“保护伞”也很难出世，因此，只要深挖超大违建案，往往都会挖出萝卜带出一大坨泥。
应该说，对于违建，无论大小，只要违法违规，都应毫不留情，坚决查处。纵然“上山打虎”，也无所畏惧，在所不惜。而且，如果对那些超高超大的违建姑息迁就，它所形成的“品牌影响力”及社会效应，无疑是对其后违法者的负面激励。因此，查处违建，敢于硬碰硬“打老虎”，无疑是得人心之举。
但也不能不说，那些超大规模的违建一旦建起来，再去查处拆除，既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（像此次拆除仅爆破费用即达百万元之巨，据称这还是成本较低的），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，面对当下违建高发的现实，在抓典型重点拆除几个具标志意义的违建同时，在防止违建“做大做强”方面，也必须建立一种长效的监管治理机制，以防“养虎为患”。
无论如何，在社会对诸多违建充满“背景、后台”等猜测和诟病的语境下，广州敢于拿“超高超大”的违建开刀，无疑值得激赏。它对一些心存侥幸的违建投机者，无疑是一种警醒和震慑。而在制度设计上，如何汲取以往边监管边违建的教训，如何确保监管更富成效，让权力不敢为违建充当“保护伞”，也是亟须反思补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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